事件回顾：
试着想一下你脑中的“文革”是什么样子的。是漫天红旗和红宝书，是革命小将坚毅、狂热的眼神，还是个人被大环境裹挟下的罪恶：闪着光的铜头皮带恶狠狠地砸向自己的亲人？试着再想一下你能拿出什么来佐证“文革”中暴露出的恶？除了教科书中高度抽象的词语，恐怕就是泥沙俱下的信息。这也许就是文革亲历者道歉的价值所在，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剖人性、审视“文革”不良基因的切口。
“文革”时还是初中生的红卫兵刘伯勤，在时隔40多年后，通过媒体发布道歉广告，对自己当年批斗师长、到同学家中抄家的恶行表示忏悔，向受害的师长同学等人道歉。“垂老之年沉痛反思，虽有‘文革’大环境裹挟之因，个人作恶之责，亦不可泯”，年届六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的一纸道歉，开启了这个夏天“将道歉公之于众”的一场接力，也刮起红卫兵的一股“道歉风”。
刘伯勤在杂志登道歉函之后，陈毅之子陈小鲁、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、湖南的温庆福、山东的卢嘉善、福建的雷英郎分别登报向“文革”中伤害过的人公开道歉；63岁的申小珂，向87岁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老师程壁写信道歉；62岁的王冀豫撰文回忆并接受采访，详述当年16岁的他打死另一个年轻人的全过程。
陈小鲁说，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，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、同学被批斗，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；宋继超说，我也想道个歉，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…… 张红兵说，我是凶手之一，让人们看不起我、痛骂我吧。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。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；温庆福说，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，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；卢嘉善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退后两步，对着老师鞠了一躬。
时过境迁，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？对此话题的讨论，不仅涉及道歉的内容本身，还攸关对此时忏悔的必要性审视。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，那些印有时间刻度的画面，尽管变得斑驳，但画面中所显现出的对文明的破坏、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，只因为从未真正直面并表达忏悔，时间越久，负累会越大。

围观者讨论：
视角 ①
定性文革：一场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

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明确指出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。”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、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。文革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。
文革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上的损失：据统计，“文革”十年中，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，占“文革”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.2%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，占干部总数的16．7%。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“案件”就有2.6万多件，被判刑的达2.8万多人。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，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。公安、检察、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。
文革对经济造成了国民收入5000亿的损失。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%，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，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“大革命”，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，文革造就了2亿多的文盲。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，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。从1966年到1976年，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，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。
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很恶劣。文革结束时城市居民10年工资不增反降。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，需凭票购买。粮票，更是流行了40年，被称作“第二货币”。“三转一响一咔嚓”（自行车，手表，缝纫机，收音机，照相机），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。服装从颜色到样式，单调划一，蓝、黑、绿、灰，是占绝对“统治地位”的主色调。住房相当困难。而文革结束时农村居民生活是1亿人每天赚1毛钱。

视角 ②
领导人谈文革：
全面错误 毛泽东有责任

说“文化大革命”耽误了一代人，其实还不止一代。它使无政府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泛滥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。对于文革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亲历者都有着深刻的反思：“文化大革命”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，是严重的、全局性的错误。它的后果极其严重，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。
陈云谈及文革时说，文革十年惨绝人寰，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是实事求是的。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，不论说是“二八开”、“三七开”，还是“四六开”，都是敷衍的，不符合事实的。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，也就是到1949年止，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，应予全面肯定；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，其间如土改、三反五反、思想改造等运动，虽稍有偏差，但成绩大于错误，应予基本肯定；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，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，到1965年止，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，不问大事，经济才有了转机，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，应予基本否定；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，那惨绝人寰的“文革”悲剧，他是主要责任者，应予全面否定。
陈毅评文革时表示，不是革命，是反革命集团有目的毁党；彭真谈文革时表示，教训深刻，主席犯了严重错误；钱学森谈文革时表示，没有总理保护，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。它根本不是“乱了敌人”而只是“乱了自己”，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“天下大乱”达到“天下大治”。

视角 ③
文革的教训：
最大的危险还是“左”

苍黄翻覆数十年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，不可回头。但值得警觉的是，“文革”过去了，某些“文革”式的话语与思维依然存在，为“文革”招魂的喧嚣并未绝迹，“文革”病毒仍然藏在社会的肌体里蠢蠢欲动。这一场浩劫，“左”是最大的危险，而且“左”比右好的观念在广大干部中还远未清除，以至于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“左”的倾向又几次抬头。
光明网评论员发表题为《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》）的文章：某前高官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。薄熙来此前的仕途，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，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，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、要雨有雨。但是，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、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，时刻不忘打造、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，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“党的喉舌”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，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“政治魅力”，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。这种“垒台阶”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。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，恰恰发生在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在现代政治中，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，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，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，最终借以人格的“魅力”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，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“无格”，引发社会政治灾难。按照薄熙来自述，他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。只不过，他的这个“受害者”之说，不是用来反思、警戒、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，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……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，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、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。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，一路上行，真是让已经受过“文化大革命”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！薄熙来的政治之路，再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政治模式，已是一条死路。

视角 ④
历史是人的历史
忏悔需每一位个体

宋继超捏造罪证告发老师；张红兵和父亲一起检举母亲的“反动言论”，导致母亲被枪决，在他们的忏悔录中，一段细节就是一部历史。而作为“文革”的参与者，他们重新回溯那段时空，检视自身的错误和罪恶，本身就开启了叙述历史的一种新模式。
年轻一辈，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，人性是怎样被有意无意地扭曲而无法正常舒展。而作为“文革”的参与者和见证者，他们的道歉本身是一种历史的讲述。通过他们，我们得以窥见不为人知的种种细节。细节之处，历史更真实，人也更真实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当下的隔膜，让人们从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，让历史记忆断档、模糊。提到“文革”，人们首先会想到一种失控的集体之恶，它如洪流般把个体裹挟进去，个体成为无意识的执行者。这种思维下的“文革”反思，其实是类似于宏大叙事式的制度性指控，它瞄准了一个时代，聚焦于一个整体，对准的是一个不涉及任何具体对象的概念集合。个体的公民在其中难觅踪影，人们把个体的错误和罪恶隐藏在历史背后。
作为“文革”参与者，选择抛开历史的大背景，作为个体来自我忏悔，这种选择，意味着直面人性的勇气，更意味着观念的更新。只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历史，把个人理解为建构历史细节的人，道歉才可能具备超越时代的穿透力。这种道歉所呈现的，是属于现代公民的历史观，超越了时代，也对应着社会从扁平到立体的成长过程。
大历史背景下，人性的真正沉沦不只是始于历史洪流对个人的放逐，同时也是缘于对自我的视而不见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
时过境迁，一些人已经离世，道歉或许无法换来被伤害者的谅解，但这个时代可以给予道歉者最大的宽恕。他们的惭愧，意味着对迷失在集体中的个体的寻找。也许他们是为良知而忏悔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角色的代入去理解人与时代、人与制度与国家的关系。只有把行动理解为建筑历史，发掘人在制度下的价值，才是现代公民的自我尊重；只有从大叙事的历史观走出，培育独立思考能力，才是现代公民的责任。

视角 ⑤
文革道歉需个人记忆
也需国家记忆

刘伯勤的往事回溯和情感追忆，展现的是他对历史事件的个人印记。而他所追忆的，其实不仅是个人的噩梦，它是国家的历史和时代的记忆。这样的历史，这样的记忆，无论我们以什么态度去看待它，它都是不应缺失的。
个体也是记忆历史、确认真实的主体。更多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对知识、生活、成长、情感等事物的记忆，但现在，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，对于时代、国家的历史，个人记忆也正在多起来。这得益于社会风气日开，人们的精神有了更多可以呼吸的空间。政治老人的回忆文字；某段历史中关键人物的口述实录；底层个体的讲述，都不鲜见，还有那些对上世纪80年代、改革开放30年等重大历史节点的回忆思潮，这些新鲜而活跃的话语活动，帮助我们看清历史。
值得审视的是，有一些特殊时期的历史面貌，和某些事件的真相经纬，现在却只能依稀从零散破碎的个体记忆中窥其一斑。即使是那些并不算遥远的时代，且不论未曾亲历过的晚生后辈，就是当事人，也只能靠个体的记忆去触及那段历史。假如没有清晰的记忆，情感也会模糊起来。
国家在往前走，社会还要进步，我们需要个人记忆，也需要国家记忆。特别是面对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，国家记忆更显得尤为可贵，其影响更为深远。
中国以更加自信、宽容的姿态面向未来，书写与回忆历史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基础。国家既需要记忆光明和辉煌，也应当记忆黯淡和苦难。真实而完整的记忆让我们坚守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取向，回归人性的本真，赋予我们自我更新的动力。

视角 ⑥
向因文革而道歉的人
致敬

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面历史，以忏悔的方式来展开自我救赎，这种植根于人性与灵魂的历史性反思，伴随着宽恕和谅解，共同构成滋养人心的温情。
这些人，值得尊敬，这样的道歉需要勇气和觉悟。
良知是心灵家园中最珍贵的瑰宝。在当今社会,良知被毁坏的程度已经令所有有良知的人瞠目结舌并为之忧心忡忡。如果我们都没有了良知，这个世界就必然会堕落。多少人的伤痛与苦难，甚至多少人的血泪与生命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悲伤,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也因此而倒退。没有反思和记忆，我们所有的牺牲都将是白白付出,苦难会不会重来依然还是疑问。
文革结束之后，基于党和国家都急于前行的原因，我们强忍着伤痛,甚至强迫自己忘却。我们对于文革的细节是打包封存了，从来没有过全面而认真的清理，哪怕是对事不对人的清理也被我们急于发展而忽略，似乎我们已经将其忘却。然而，这恰恰是我们不能忘却，不应忘却，也无法忘却的。如果作恶者不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进行公开的忏悔，表达出歉疚，就只能遗憾终生，始终受着无法赎罪的煎熬。即使加害者告别了人世,他们本可以得到救赎的灵魂也将始终得不到宽恕与解脱。这对于当年的受害者是不仁，对于觉悟的作恶者本人无异于慢性的自戕。
人类不仅有良知，而且还有起码的理性。正是这种理性告诉了我们是非善恶。人类的共同理性与良知结合在一起，给了我们行为的底线与指引。既然都是人,就一定会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生命观与价值观，就会有共同的情感与苦乐，否则人类社会就没有了共同的、普适性的认知与行动。
我们应该如何使自己从失误与错误中解脱与解放？用公开的方式道歉，就是其中十分理性的一种。我们应该对有良知而又能以理性的方式表示忏悔、表达歉意的人,送上我们的敬意。
这种忏悔，表明人性并没有泯灭。人性的光辉可以穿越历史，可以照亮未来，可以使受害者得到安慰，使良知得以觉醒，公正得以修复，悲剧不再重演。人类不管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，都将因此而得到升华。
我们呼唤良知,呼唤真诚，呼唤美好，这种广而告之的致歉就是一份良知、真诚与美好。他们有尊严、有儿女、有亲友，他们致歉之前一定会有种种疑虑，但是敢于正视历史、坦承心迹，对受害者、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社会、对天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愧疚，那需要极大的勇气。
忏悔并不是依然痛恨那些恶行，只是若不忏悔，那些遗憾、愧疚、罪恶感都会成为历史的包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那些本可以获得的解脱就无法获得，我们中的许多人乃至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轻装前行，中国梦就难以梦想成真。让那些“负罪”的灵魂都能在忏悔中得以解脱，让我们一起宽恕那些蒙昧中的罪恶。  

视角 ⑦
迟到的公民忏悔
在为民族清“毒素”

翻看垂暮老者写下的忏悔与反省，以及由此得以重新审视的个中片段，牵出的是对人伦、人性的惊诧与慨叹。很难想象，个人被时代裹挟、蛊惑所铸就的罪错，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，这些由行为及至记忆的元素，所留给当事双方的痛楚，永难愈合。
人面对历史的态度，可能会有很多种，直面或许是最难的选择。面对曾经的“文革”灾难，具体个案的施虐者，痛切的受害者，甚至默默的围观者，往往同样缺乏回首的勇气，原因则可能会很多元。
于施虐者而言，比如浩劫初结束时所担心的追责，比如无法面对亲人、师友的愧疚，当然，也可能至今不认为个人有罪错；于受害者来说，却可能是不愿、也不忍再想起自己曾遭遇的凌辱；至于围观者，或许在于对那些苦难、惨剧的无能为力，以及最终“选择闭上眼”的不堪。
更何况表面看来，那些历史的伤口可能早已结痂，重提还有什么意义？但是，一开始就曾试图模糊以待，或推给时代的说辞，虽然曾竭尽全力去抵抗，在历史面前，终究会被证明靠不住。揭开伤疤不是为了撒盐，而是试图实现民族心理的最终愈合。正如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时所言，“脱下面具，掏出良心……只有牢牢记住‘文革’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，阻止‘文革’的再来”。
现代化过程中，认识人性局限、清除自身“毒素”、忏悔甚至承认“罪责”，对重塑社会伦理、避免道德失范至关重要。必须要说，选择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，那些老人是在为整个社会、国家与民族清除毒素，值得致敬，应该得到更多的响应。因为这不仅是个体心灵应有的救赎，更是集体记忆所必须的疗伤与反省，这一阶段，掐不断，跳不过。
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，在其作为国家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文革”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，并没有完全清除。这就不仅需要亲历者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警示与反省的声音，更需要后来者对历史的铭记，抑或争论、辩驳，进而构筑起对权力、暴虐的制度性防御。
对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纷扰、苦痛与不堪，需要足够的勇气去直面，进而才会产生足够深刻、清醒的认知，才真正谈得上永不再犯。以真相换和解，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，是国家与国民共担的责任，义不容辞。

视角 ⑧
站出一个刘伯勤
历史阴影就减一分

不容忽视的是，敢于站出来的这些红卫兵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罪错轻微，或者已付出代价。刘伯勤打老师一巴掌、吐口水，逼老师唱《牛鬼蛇神》歌，申小珂则参与批斗、训斥老师并未动手，王冀豫为过失杀人被判刑坐牢。而更多更严重的罪错无人认领。“文革”初期，大批红卫兵对“牛鬼蛇神”的人身侵害、精神摧残乃至折磨手段令人发指。
刘伯勤先生当年的作为,实在是由当年政治环境与政治潮流所决定的,多少卑劣者乘机作恶,也有不少像刘先生这种无知少年为之疯狂。其责任首先应该由文革发动者与政策发布者承担。在当时的全体人民之中,像刘伯勤那样去为恶的,虽然不乏其人,但终究还是少数。正如刘自己所认识到的,他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文革过去了多年,历史的伤痕也渐渐抚平,但是刘内心的苦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除,甚至愈久弥新地成为了心灵重负。眼见着当年的受害者逐渐老去以致告别人世,作为伤害者,其道歉的迫切性也就更加凸显。刘伯勤内心的压力,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也应该能够理解。
不愿随同一个庞大的群体隐身于历史阴影之中，而是站出来，对着光，说出亲手制造的孽行并郑重道歉，这样的勇气自然可敬，舆论也报以赞誉和肯定。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，“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，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。”
准确地说，我们没有公开忏悔的传统，但有“吾日三省乎吾身”的古训。当年的红卫兵小将，如今大多年过花甲，对于过去的诸多荒唐事，很多人并非毫无认知。但“年少无知”和“环境因素”很容易一言以蔽之，他们或者选择性失忆，维持表面光鲜的人生，或者心有悔意，但仍然不愿亲口承认，更不要说直面当年的受害者与公众了。
任何可能打破现世平静的事都是可怕的，这就是真话少、认错难的原因；对于另一些人，获得平静的方式恰恰相反。就像刘伯勤，心事难平，心病难愈，煎熬日久，自责一生，最后终于不愿逃避自己的内心，选择说出错误与悔恨，以获得真正的平静与自由。
如此频繁、大规模的集体恶行，且由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力，可谓现代国民史上沉重一页，绝不能用一句轻飘飘的“大环境”来解释。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提出的“平庸的恶”理论，意指普通人作为执行者与参与者，未加思考、盲目犯下恶行。所谓执行命令、受人教唆、被人煽动等理由都不能为之撇清责任，正如刘伯勤道歉所说，“在任何社会里，做这样的事都是不对的”。
记住季羡林留给世人的话：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，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，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。这样做，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。
这就是刘伯勤令人感佩之处：站出一个刘伯勤，历史的阴影就减一分，我们的现在与将来才不至于再回到阴影中去。 

结束语：
如曹操所云：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!”有话不说，就太晚了”。
“文革”之恶，罄竹难书。当时流行一句话是“好人斗坏人，活该；坏人斗坏人，狗咬狗；坏人斗好人，经受锻炼；好人斗好人，误会，不打不相识”。 之所以说它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空前浩劫，不仅仅在于多少庙宇古迹、多少图书馆被砸烂被摧毁，也不仅仅在于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它更大的恶在于摧毁了起码的良心公义，灭绝了起码的人性亲情，让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丧失殆尽。学生批斗、羞辱老师，夫妻抑或子女间相互监督、相互检举，两代人之间彻底划清界限……法治、规则、伦理乃至人性被统统践踏在地，“文革”，让这块土地退回到了赤裸裸的丛林世界。
反思“文革”不是为了培养仇恨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告别仇恨，告别历史阴霾和那个扭曲人性的罪恶时代。说出来，才能真正地“放下”，那些负罪的灵魂才能得到解脱。
一段历史的生命力，来自于历史中生活的人们：他们遭遇到的风刀霜剑，他们体验到的悲欢离合，才会让历史真实可触，我们才能感同身受。如果当一个人的名字都被忘记的时候，他就可能被彻底遗忘了；如果“文革”中一个个鲜活的人被人遗忘了，那么“文革”这段历史的痛可能也就要消失了。这就是我们珍视“文革”中伤人者道歉的原因。
不必再纠缠于道歉者身上的恶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：如何让个人道歉上升至全社会的共识，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，永远不再犯同样的过错。道歉者通过道歉暂时放下了心灵重担，但是社会并不能也随之放下反思，因为历史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，仍然需要百倍的努力来改造。
有忏悔，才有宽恕；有宽恕，才有拯救。苦难不能被掩盖、被消解甚至被消费，相对于那场空前灾难而言，相对于那些至今隐藏在历史废墟下的罪恶而言，这样的“对不起”还是显得太微弱了，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。不能汇聚更强大的反思声音，不能发现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，我们拿什么去面对明天？我们的未来不能从零开始，历史的沉重从来不是拒绝拯救历史的借口。我们欣喜今年刮起的红卫兵道歉风，我们也对“文革”反思不吝笔墨。对“文革”道歉、反思，放在今天，无论再多，我们都觉得少；无论有多么深刻，我们都觉得还很浅白。